在这种意义上，街头发言者走向布兰登伯格之路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宪法救赎（constitutiona lred emption）的叙事。
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语境——网络时代和互联网。这是我们走不出也甩不掉的背景。
假设甲公司是一家宽带服务提供商，而A公司和B公司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在线视频网站。[14]他们将法律经典定义为其成员反复采用和讨论的文本、进路、问题、事例和故事，[15]其意义在于定义了法律何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四、尾声：言论自由的想象力 在梳理了街头发言者模式所受到的挑战和网络时代言论自由发展的趋势后，我们不妨借用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在大数据的时代，很难想象如果这些私人企业交出这些数据或自行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对普通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街头发言者对言论自由的想象已经过时。
这是美国国会规制因特网的第一次尝试。与简单粗暴的政府审查相比，公民的言论自由完全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剥夺了。该宪法不仅废除了明治宪法中的天皇主权原则，以明文规定的形式确立了民主主义、国民主权、法治主义、司法国家原理、地方自治、行政责任等新的宪法原理，而且将基本人权的保障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明确，由此对法律内容本身的正当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而《日本国宪法》废除了行政法院等特别法院，禁止行政机关进行终局性的裁判，将一切争诉置于司法法院的统制之下（第76条）。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提出的有关法律保留范围的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立法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学说来进行制度设计呢？为此，在日本的公法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而这也直接影响了法治主义原则的贯彻实施。六、日本法治主义发展经验对我国法治建设路径选择的启示 如上所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致力于导入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至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从明治时代的形式法治主义到二战后的实质法治主义的转变，通过《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在现代日本法律体系中正式确立了实质性法治主义。五、现代日本法治主义发展的课题 如上所述，日本自明治维新时期开始，逐渐导入了西方的法治主义理念。
在立法权的分配方面，明治宪法并没有将立法权专门归属于议会，议会仅具有法律的协赞（表示同意）权（第5、37条），而天皇依据议会的协赞（表示同意）行使立法权（第5条）。在这种体制下，天皇相对于立法权而言具有极其优越的地位。
（一）明治宪法中法治主义的确立 法治主义以近代立宪主义和权力分立原理的确立为前提，[[17]]日本通过明治宪法的制定，在法律制度上导入了立宪主义和权力分立的原理。从日本法治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历了从大陆法系式的依法行政到英美法系式的法的支配转变的过程。（《管子?明法》）中就使用了法治的用语，但并没有使用法治主义的用语。因此，该原则有时又被称为法治国家或法治主义。
[[38]]宪法通过该原则保障国民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而且，宪法的保障并不局限于现行《行政事件诉讼法》以及相关法规所规定的框架内，由此扩大了行政诉讼的范围。[[11]]但随着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发展，国权学派也不得不承认最低限度的法治主义，认为国民原本对于国家负有全面服从的义务，但在设立国民代表议会后，国家在议会承认的情况下，对于国民具有命令的权限，国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国家的命令负有服从的义务。而法治主义的实施以保障并增进国民的权利为最终目的，对国民权利救济的实效不理想也体现了日本法治主义实施的不彻底的问题。此外，在行政不服审查、国家赔偿等方面，日本的相关法律也存在着救济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首先，天皇具有副立法权。[[15]] [日]鵜飼信成：《行政·行政法·行政法学》，载田中二郎等編：《行政法講座第1卷 行政法序論》，有斐閣1965版，第54页。
在该宪法中，日本放弃了明治宪法中所采用的天皇主权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和国会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国民基本人权进行保障的内容，由此实现了法治主义从形式向实质的转变。2.法治主义的含义 法治主义的形态因时因地而异，其模式大致可分为德国型依法行政与英美型法的支配。
新的《日本国宪法》在国家权力与国民的关系上，规定了国民主权原则与基本人权保障原则。虽然在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立法裁量性，但对于违反宪法要求的行政诉讼法规作为违宪当然无效，因此，在法规解释时必须考虑宪法的要求。可见，国民对于国家的义务由概括性义务发展为法律所特别规定的个别性义务。[[27]] 四、现代日本实质法治主义的发展 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制定，法治主义在日本实现了从形式向实质的转变。但严格来说，法治主义是较为宽泛的概念，而依法行政原理是法治主义在行政法层面上的投影。[[31]]根据依法行政原则，行政活动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国家构造中行政权处于优越地位。[[37]]具有法律执行权限的是行政机关，但行政行为直接相对方或者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等在该过程中也正式或非正式地参与行政活动。
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政发展史来看，法治主义的确立最初是从代表立法机关的议会与代表行政机关的国王对征税权的争夺而开始的。第三，正当法律程序，根据法的支配原理，对于行政权的控制的重点在于通过行政程序的控制。
从上述规定来看，明治宪法基于权力分立的原理确立了以分权与制衡思想为基础的国家机构体系，注重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制约各种国家权力，并由此对臣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保障，这被视为近代意义上法治主义确立的标准。[[43]] [日]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版，第32页。
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22]] [日]塩野宏：《法治主義の諸相》，有斐閣2001年版，第117~118页。与明治宪法相比较，在《日本国宪法》之下，行政权受到立法权的全面控制，国民的基本人权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法治主义较为彻底。但在二战后，日本通过新宪法的制定而实现了宪法原则的转换。
紧急敕令权是指在帝国议会闭会期间，为了保持公共安全、避免灾害而紧急必要时，天皇可以代替法律下达命令的权限。此外，《日本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了国民享有基本人权，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能受到妨碍。
3.行政自由裁量领域中依法行政原理的例外 行政是法的实现、法的执行，但并非所有的行政都是单纯地执行法律中规定的事项。这种理念最终以成文宪法的形式体现在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之中，由此在法律制度上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
例如，在神户海关案件中，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在存在惩戒事由时，对于公务员是否进行惩戒处分由惩戒权者自由裁量，[[40]]但在该判决中并没有以特别权力关系为理由。[[41]] 2.法律保留原则中依法行政原理的例外 对于依法行政原理的具体内容，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提出了著名的法律支配三原则，即法律的法规创造力、法律优位、法律保留三原则。
以2001年至2005年为例，在六个月之内审理终结的案件仅占30％左右，两年以上审理终结的案件仍占30％左右，其中还存在着超过五年而未能审理终结的案件。例如，日本最初的公法学者之一的末冈精一博士于1887年自德国留学归国后执教于东京大学，其在留学期间，以德国当时的公法学著作为参考，撰写了公法学领域的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在日本公开发表之后产生很大的影响，并由此初步构建了日本公法学的体系。但在现行的《日本国宪法》之下，这些特别权力关系领域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如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地方公务员法》、《学校教育法》等，通过法制化将这些领域纳入法治主义的适用范围之内。权力关系是指通过法律被承认的具有法律内容的权力关系。
在现实中，通过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对行政正当性的要求、对行政程序的重视以及对国民权利的救济等，实质法治主义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2]] [日]上杉慎吉編：《穗積八束博士論文集（増補改版）》，有斐閣1943年版，第161、281~284页。
[[52]] 参见[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当然，日本的法治主义在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对行政立法的控制、对行政裁量的规范、对相对人参与的保障、对国民权利利益的救济等方面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课题。
可见，裁量的问题是有关依法行政原理与司法国家原理的行政法现象根本的问题，而且，从救济相对人权利利益的观点来看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外局规则、独立机关规则是指分别由外局（如公正交易委员会、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等）、独立机关（即会计检查院和人事院）制定的规则。